1952——科学家被专家替代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 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这个方向，中国在1952年开始了激烈的院系调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开学季，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基于经济主义视角、实现工业化的热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
在这种主流意识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这场断裂的起点。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点正是要清除英美办学理念对各个学校的影响。清华大学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响尤甚。即使在机械系，教授们也主张“通才教育”，认为“同学们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等，都得知道一点”。
潘光旦本人更是这种美式教育的典范。他于1913年入清华学堂学习，9年后，来到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学，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记录馆、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等学校和机构，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和生物学。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国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潘光旦充分“享受”了这种自由，他的兴趣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人们经常看到拄着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图书馆里逛来逛去，什么书都看，从心理学、文学、哲学，到犯罪学、日本历史、德国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国后，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事实上，苏联不仅没有取消社会学，恰恰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之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开始迅速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1952年的暑假之后，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但到了1952年这个时候，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中国法律精英们“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现在又都在搞所谓的综合大学真是莫大的讽刺！ 让我想到。现在的媒体一天到晚关注席夫妇的穿衣着装。席总真是大手笔啊。出国访问。就给比人送银子去了。
倍有面子！
教会大学，一个很神秘的名字，咱们有生之年是无法体会到了。 一声叹息 至少在国内，还是苏式的好
专业对口，一出来就能上岗挣钱
即使不想搞专业，6年的本科教育，很轻易转行，学数力的，转行考个中国古代机械史，广州城市地理等等研究生应该问题不大
饭都吃不饱，怎么个“决非徒为谋生而设”？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要睡桥底了，还“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个屁啊 回复了慢慢看 精英读大学，可以通读，慢慢读，因为不关心工作问题；老百姓读大学，当然要学了就能用，毕业了就能养家糊口；
所以精英办学当然倾向于通学通读，老百姓办学就要现学现用，那个时代是老百姓的天下，脱离那个时代，用今人的眼光审视那个年代的办学理念，自然哪哪儿都是错的，只能说，从历史中多吸取的教训，少发出点儿抱怨吧，抱怨对当下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通才和专才之争不应该由政府插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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