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1952年的暑假之后,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但到了1952年这个时候,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中国法律精英们“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