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闻：从“七国八制”到“巨大中华”—中国交换机史记
交换机开始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了。在中国固定电话用户突破2亿户以后，交换机似乎张力不够，就要走向消亡了。对于见证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人士来说，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而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七国八制”
这是一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有名的整版广告。在中国地图上涂满了各种颜色，图例说明这种颜色是NEC的，那种颜色是爱立信的……全国交换机的版图都被国外交换机厂商瓜分完毕了。
现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董事长的袁欣依然能够回忆起当年“七国八制”的情景：NEC、北电网络和爱立信等国外厂商直接进口交换机产品，并且采取倾销的策略，迅速抢占中国市场。
当时，中高端交换机市场上的“七国八制”主要包括，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七个国家，八种制式(其中日本的NEC和富士通分别占据了两种制式)。
这些厂商的许多产品今天依然如雷贯耳：北电DMS100；爱立信AXE10；富士通FETEX150；AT&T 5ESS2000等。“七国八制”在北京最为典型，什么型号的交换机都有。
这种多制式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制订统一的标准，在语音网上采取了7号信令，而在智能网上采取了“inap”标准，并且首先在长途网上取得了统一。
1985年还在复旦大学就读研究生的现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NGN总监黄陈宏回忆当年唏嘘不已。1985年的上海，还很少有电话机，黄陈宏不得不去上海电报局给老家打电话，由于制式不统一，电话经常掉线，话音质量与今天相比也相差甚远。
2002年年初，日本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宣布退出中国交换机市场，今后将不再向中国销售交换机产品。然而15年前的NEC公司和富士通公司可不是这样，当时日本厂商在中国交换机市场的气势正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遥相呼应。
富士通曾放言说，要把上海贝尔扼杀在摇篮里面。这个时间段，不要说上海贝尔这样的合资公司，即使像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巨头都很有些酢日本厂商。“当时，日本厂商卖得要比其它厂商便宜得多，北美厂商交换机每线卖300美元，但是日本厂商只要180美元就能搞定。”黄陈宏说。
日本厂商在当时很“猖狂”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它国家厂商当时在中国卖交换机卖得很郁闷。北电网络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进来了，并在1982年就向蛇口工业区出售交换机产品，但是真正的突破口还是到了1988年，此后就曾一度占据了10%的国内市场份额。
说起“七国八制”，不得不提起当时对中国经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政府低息贷款，黄陈宏在总结北电交换机如何寻找到中国市场爆发点的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息或者低息国家贷款，在1988年，加拿大给予了中国数亿美元的20年低息贷款。其它国家也大致是这些情况，由于可以节省资金马上建设，因而在引进这些交换机设备的时候当然是“来者不拒”了。
当时，一份由国家经贸委、原国家科委、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联合上报的材料中显示：1993年，全国用于引进国外交换机的软贷款达7.6亿元，1994年利用软贷款直接进口的交换机约400万线。
在这儿，还不得不提冷战的产物——巴黎统筹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从新中国成立起，该组织就对中国实施“中国差别”的贸易管制，而这种管制落实到交换机领域，就是中国厂商生产交换机所需要的微电子芯片，必须受到该委员会严格的限制。即使中外合资的上海贝尔也没少在这方面受气，起初是合作伙伴比利时贝岭的微电子芯片，后来就是在上海贝尔本地化生产时需要引进的IBM大型机。
这种歧视性的贸易管制组织，直到1994年3月31日才宣告解散，但是它对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科技的影响无疑非常深远。
“清风徐来”
1989年和1991年对于中国交换机市场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
1991年，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从而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鎔基给予了HJD04高度评价：“04机送来的是一股清风。”
然而对于中国交换机市场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具有原子弹般意义”的04机当时还停留在技术研发的阶段，距离产业化尚有4年的时间。而后来成为“巨大中华”的重要成员的华为还仅是小交换机代理商，刚刚在1988年步入电信设备市场，中兴通讯也是在1989年成功研制出第一台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交换机市场上，中国本土厂商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阶段。
与国外厂商陷入静寂和大多数国内厂商蓄势待发相反，合资公司反而成为了这个阶段最活跃的力量。1989年后，合资公司一下子火起来了。 袁欣说，上海贝尔成为了当时惟一垄断性的交换机厂商。上海贝尔1990年销量达到43万线左右，而当时的年产量只有30万线，而1991年订单就已经达到70万线，1992年订单总量剧增至126万线，1993年更是达到了270万线，就算是开足三班，也来不及交货。
“一时间，门外求购者云集，排队、开后门、批条子、拉关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卖方市场能发生的情形都出现了。”曾任上海贝尔公司副总裁冯大慈回忆说。
当时上海贝尔的销售部门坐在家里就签单签的手软，所谓的销售部门连司机不过29个人，到1994年所有价值4亿美元的合同上签的都是销售经理一个人的名字。
时世造英雄
这样，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上海贝尔(1987年亏损1500多万美元)，在1989年扭亏为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即使在今天，上海贝尔也占据着程控交换机市场40%-50%的市场份额。即便是后起之秀的“巨大中华”，在交换机领域也不敢轻易与上海贝尔“掰手腕”。
清风徐来，随着国外电信设备厂商为时事所弄，国内交换机结构发生了变化，“七国八制”宣告分裂，而国产交换机所掀起的波浪随之而来。
“巨大金中华” 1993年，国外电信设备厂商卷土重来。然而，机会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的。这时候，国内交换机市场已经今非昔比了，而且，国外厂商还损失了另外一个机会：农话。
尽管当时，黄陈宏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Richardson北电网络公司工作，但是当他谈起当年国外厂商在农话政策上的失误，依然感慨不已。
由于农村市场线路条件差、利润薄，国外厂商都没有精力或者不屑去拓展，从而给予了国内通信设备厂商一个机会。这次，本土厂商使用的同样是传统战术中的一招，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招：农村包围城市。
C&C08A型机是华为公司1993年自主开发的第一代数字程控交换机，并在1994年至1995年大规模投入生产，主要用于公用通信网的C5农话局，容量较小只有2000门，但是可完成基本通话和少量新业务功能。由于定位明确，迅速获得市场反应，并且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征程。
无独有偶，1992年1月中兴通讯ZX500A农话端局交换机的实验局顺利开通，由于具有丰富的不同制式的中继接口，性能价格比也优于国外相应的产品，完全适应了农话端局设备更新改造直接进入数字网的要求，因而在全国农话市场引起了一场“农话改革高潮”。到1993年，中兴2500门局用数字交换机的装机量已占全国农话年新增容量(包括进口机型)的18%。
农村包围城市是战术需求，真正取得在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上的突破才是战略需求，否则，只能落为国际通信厂商的附庸。
1995年是个吉祥年，对于“巨大金中华”来说，意义不同于一般。
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西侧，有一栋白瓷砖蓝玻璃的大楼。它看起来已经与周围的建筑溶为一体，丝毫不显张扬。然而就在三四年前，这栋大楼的主人却还在交换机领域叱咤风云。这就是巨龙公司。
当年3月2日，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标志着1991年就研发成功的04机开始进入真正的产业化阶段。巨龙在成立后短短3年之内，其累计总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销售超过1300万线。
非独是巨龙，另外“四朵金花”也开始腾飞。
1995年11月，中兴通讯自行研制的ZXJ10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原邮电部电信总局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作为当时国内自行研制的三大主力机型之一，ZXJ10终局容量为17万线。在原邮电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中认定为“是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
同样是1995年，华为也推出了号称万门机的C&C08C型机，并在1996年推出了容量可达10万门的C&C08B型机。
也是在1995年，由原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研究所和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联合研制开发的EIM-601大容量局用数字交换机(简称EIM-601机)通过了部级鉴定，凭借EIM-601技术，金鹏起家了。
现任金鹏运营副总裁的杨作昌回忆说：“当时下了军令状，如果2年内拿不下来，我就去看大门。”结果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120人队伍在700个昼夜内完成了任务。
这样，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和金鹏五朵交换机领域的国产金花生生突破了国外厂商的重围，并渐成隐然对抗之势。
国外通信巨头交换机的价格被拉下来了。其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从原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500美元，下降到了1998年的50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有些甚至已经开始低于产品成本了。
伴随着价格下降的，反而是国内电信设备厂商的崛起。
1998年的数据显示：巨龙公司员工1.5万人，年销售收入26亿元，盈利1亿元；大唐电信员工2800人，年收入9亿元，赢利1.1亿元；中兴通讯员工6500人，年收入4.17亿元，盈利3.1亿元；华为员工8000人，销售收入89.2亿元。
“后交换机时代”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国内这20多年来曾经露面的局用程控交换机厂商不下40多家，合资的有上海贝尔、北京国际交换系统、青岛朗讯等，民族企业则是华为、中兴、大唐、巨龙、广州金鹏等。
在程控交换机上，很多厂商也是犹如过江之鲫，有些干脆是“樯橹灰飞烟灭”了。NEC和富士通退出了，爱立信的主营业务早就是无线通信了，而北电网络也在早几年就退出了。
对于国外厂商来说，尽管有沉有浮，但中国固定电话达到2亿户，它们没少从中分羹。青岛朗讯成为了朗讯公司在低迷状态下的财富中心，交换机依然是上海贝尔阿尔卡特60%业务来源。“巨大中华”更是从交换机起家，并且开始渗透进移动通信和数据通信等其它两大领域。
“为什么很多厂商退出了？”黄陈宏回答说。自从巨大中华进来以后，程控交换机的利润大不如前，而且从产品周期看，程控交换机已经从成熟走入了衰退期。“程控交换机早就不是我们的主要精力所在了，我们目标放在下一代网络(NGN)上。”黄陈宏说。
固定通信的下一个“交换机”角色是谁？NGN。“七国八制”肯定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又一股清风呢？另“5朵金花”呢？似乎都不是奢望。
哈哈，物是人非鸟，死的死，瘫的瘫 机会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的。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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