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胡适的文章
6 R$ q0 w! t; d: G- z" l6 z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体制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技术人员:“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体制。”' B+ K) r! D9 M s; x$ o$ f8 r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技术难题如何解决,那个技术难点如何解决,不要高谈高考体制如何分数线不等,那种国企体制如何养懒人。”
2 s4 V; n- u& j1 ~! S, g) }( i第一,空谈好听的“批判体制”,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们都能做的事。5 K; x7 U* C5 L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体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体制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体制,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 K2 S. d; _9 A$ C/ p2 d# T第三,偏向纸上的“体制”,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批判体制,都有这种危险。
v( ~1 U( b' X6 P" g* {4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空谈体制”的性质。凡“体制”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工程师们水平低下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 \6 G: ^; q6 r为什么谈体制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体制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弹性力学,学习英语,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取得点进步。高谈“体制”便不同了。看一两篇鸡汤文,再翻墙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 H, S! V# P8 k6 K4 R3 G. J( m高谈体制,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1 X% L0 C* m8 n) @ M) Z- z/ j
凡是有所作为,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第一步。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第二步。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第三步。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来的。不如此,只可算是抄袭。
# j v6 f, j+ @& T2 a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社会体制”。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技术人员,把一切“体制”摆在脑后,不要挂在嘴上做自己不努力的口头禅。) L4 |5 Z: m/ T3 G) ^2 p% u
“大谈体制”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努力了。3 ]2 N8 e2 q0 E, V* w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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