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猛龙诞生记 歼10的诞生，要从1981年开始··· 在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建议，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预计初期投资在5亿元，在之后形成的正式报告上，邓小平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就此，新一代歼击机项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的中国空军，不是惨，也不是非常惨，而是非常非常惨，由于长期以来国内航空工业积贫积弱，外加当时的空军也是个百年不遇的极品，所以航空武器装备水平一直是个巨大的杯具。虽然早在1964年就由沈飞组装成功了第一架米格21/歼7，但是初期暴露的大量问题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歼7在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这个更是极品中的极品）居然喊出“歼7是活棺材”“宁愿歼6不要歼7”“歼6万岁”等等口号 ···直到1977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主持国防工作会议，才提出“要更新空军装备，要停掉歼6，大力装备改进歼7替代歼6”，而之后四项改进的歼7Ⅱ到1979年才定型，而歼8白天型也是1980年才刚刚定型，直到在80年代初，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7I总共不过几十架，数千架战机的主体依然是战后第一代水平的歼6，还有大量亚音速的歼5，甚至到80年代中期，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6甲，依然是“先进战机”，用来换装尖子部队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已经装备第三代的F15和F16上千架，美国海军的F14也装备10余年了，苏联的米格29也已经批量服役，苏27也即将开始进入空军和防空军服役，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道还在幻想当年中国国土防空无比坚固的同学，是哪里来的如此自信？ 80年代初，属于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当时中美军事合作非常热络，黑鹰直升机、LM2500燃气轮机、反炮兵雷达等等大家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武器，都是当时引进的。甚至美国有把中国吸纳为第16个北约成员国的建议，而中国也借机考察了幻影2000，F16和豹2坦克，都认真的进行了谈判，而美国也建议向中国销售F16，甚至F15！ 但是，邓公当年并没有选择F16，不仅仅因为美国供应的是缩水版的F16/79（换了J79涡喷发动机，飞行性能大降），跟重要的是，邓公从政治角度考虑，拒绝了这宗交易，其中的政治考量在这里我就不多加讨论了。总之，邓公依然下决心，研制自己的新一代歼击机，邓公确实堪称一代伟人。真不知道那些大骂邓公是买办误国的极左们，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在新歼研制计划敲定之后，空军和国防科委随后对新歼击机的技术指标提出了要求，总体要求是：2年左右服役，空战性能要比歼8好，要优于米格23，争取达到F16的水平，也就是说，当时新歼的设计目标，就是要求以苏联米格23为假想敌，力争达到当时正风靡一时的F16的水平。 在1982年年初，由军队，国防科委和航空部主持，开始第一轮方案论证会。 其实对新歼项目，各个厂所都有预研，但当时主要的方案是沈飞的歼13方案和洪都的强6衍生方案。沈飞歼13方案留到后面说，先说一下强6方案： 强6是一款后变掠翼的强击机，技术来源是1979年通过秘密渠道从埃及换来的一家米格23MF，中国空军对米格23的后变掠翼技术非常感兴趣，于是将技术分解交与洪都仿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强6最终下马，但之后陆孝彭和洪都设计团队以强6为基础继续改进，把它改成了歼击机方案，也参与了方案论证，但是由于洪都本身实力有限，外加强6方案固有的结构复杂，重量大，可靠性差的弱点，一开始，洪都方案就不被人报以希望。 总共只有两个方案，而洪都的方案又不被人看好，这样一来，沈飞歼13，在当时事实上也就已经被内定为胜出方案了。 歼13方案，是由沈飞“2号任务”衍生而来的方案，歼13方案最早其实从1971年歼8首飞之后就开始了研制，当时空军对刚刚首飞的歼8性能不满意，尤其对其空战格斗性能非常吐槽。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空军认为需要研制一种轻小灵活，中低空格斗性能优秀的战机，用来取代歼6，是一款类似于早期型F16的格斗战斗机。这个项目当时被称为“2号任务”，由沈飞和601研制。 沈飞/601在设计过程中大量参考了F16的气动布局，也就是常规边条翼布局，最初发动机计划采用正在研制的涡扇6（和在研的歼9使用同一款），但是1979年涡喷15项目立项之后，又计划改用涡喷15，但随着进入80年代后国民经济调整，项目没有进行下去，于1981年3月下马，在1982年年初的第一次论证会上，沈飞方案就是在歼13的基础上完善、丰富的。客观来说，歼13方案的研制基础是扎实的，是一个现实的，的确可以被造出来的一个方案。 说到这里，还没有我们的主角成飞什么事，因为当时确实没他什么事，当时的成飞和611，刚刚经历了歼9项目的惨败，正在一门心思抓着歼7Ⅲ这根救命稻草。611所，这个1969年才由“601成都分所”独立而来的年轻设计所，和132成都飞机制造厂一起偏于西南一隅，资历浅人脉弱，一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次新歼论证会，航空部压根也没通知611拿出方案参加，只是临时通知611，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帮忙参与评审各家方案。当时宋文骢（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还在011基地（后来的贵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得到通知后就回到成都，带上三个人出差北京，但是宋文骢留了一个心眼，就是让同事把611的新歼鸭翼方案的资料也带上了。PS：个人认为，宋文骢其实可能已经预感到，此行北京可能不仅仅是旁听评审会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猜到了，宋文骢带上的这个鸭翼方案，就是后来的歼10。其实，歼10，可以看做是歼9项目的延续，最早的歼10方案，实际上也是直接由歼9方案衍生而来的。歼9项目，是和歼8一起，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在1964年成功仿制米格21/歼7上天之后，航空部就开始考虑歼7的后续机型问题。当时技术人员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气动布局不做大改，在歼7基础上放大改双发；另一个则是气动布局大改，沿用单发，发动机使用在研的涡扇6。这两个方案，前者就是后来的歼8，而后者就是歼9。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个歼7放大改双发方案最早的提出者，恰恰就是时任601气动组组长的宋文骢。最早，歼8和歼9两个项目并行，但当时601根本没有能力并行两个项目，处于控制风险的考虑，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而歼9项目，当时只得到了601所大约十分之一的研制力量，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成功。后来沈阳601所成立成都分所，就直接把研制歼9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而这个601成都分所，也就是后来的成飞611所了，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继续那个歼9项目。 但是这个歼9，却成了新中国航空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航空口和军队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瞎折腾，政治挂帅不顾科学规律的老毛病在歼9的研制过程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歼9项目前后先后3次更改设计指标，项目五次上马六次下马，光主方案就有6、7种，各种更改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反复折腾，歼9最终在1981年下马了事，连同涡扇6和霹雳4中距导弹一起完蛋，成为了一个深刻教训。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技术指标，设计人员大胆采用了当时相当时髦的“抬式布局”（也就是鸭翼布局），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中，611所也对鸭翼布局做了很深的研究，把能做的鸭翼/主翼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由此对鸭翼布局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这种对鸭式布局的理解，在世界范围上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没有失败的歼9，就没有后来的歼10，也不会有现在风光无限的611所。 空军要搞新歼的消息，其实611所也早有耳闻，虽然没有接到提交方案的通知，但611还是在私下搞出了一个自己的方案，以备不时之需，而这个私下里搞出来的方案，也成了后来扭转局面的关键。 可以说，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611的执着换来了近20年后歼10的腾空一跃。 宋文骢一行四人来到北京后，下榻到总装招待所，虽说他们是来参加“方案评审”，但是谁都知道，他们只是过来打打酱油的，而对面沈飞601的汇报团，有整整30多号人… … 但是谁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开口就问611是不是也有一个新歼方案？并要求在明天的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宋文骢一下子懵了，因为出发前根本没有人通知611拿方案参加评审会。具体其中有何玄机？抑或是611的领导在宋文骢还在半路的时候跟航空部打了个小报告？这些现在都已经无从考证了，呵呵~~不过最终，王副局长还是为611争取到了15分钟的时间，在评审会休息的间隙对自己的鸭翼方案进行汇报。 而这不起眼的15分钟，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翻盘。 由于事先毫无准备，611的四个人啥都没有，宋文骢告诉另外三名同事，去隔壁兄弟单位的房间临时借几张明胶片和绘图工具，把一些重要图形、曲线和参数画在明胶片上，而汇报的内容，宋文骢则自己想办法。到第二天，611连个模型都没有，也只能用幻灯片来凑合着汇报了。 第二天，在沈飞和洪都汇报的间隙，宋文骢上台汇报鸭翼方案，他只有15分钟，和几张加夜班搞出来的幻灯片，随后，宋文骢从未来战争的形态和需求入手，提出新歼要强调机动性，敏捷性，要有中距拦射，要有电子对抗等等….开始了评述自己的方案，当时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已经无从可知，但结果却是，全场热烈鼓掌，在座所有人都对这个鸭翼方案惊艳不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沈飞方案，开始出现变数。 会议从16号开到了25号，会议上对新歼的气动布局，技战术指标，飞控，配套武器，雷达航电等细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终会议决定，会议暂不确定新歼方案，601和611两家继续回去完善各自方案，3个月后再次召开论证会。 就这样，611出人意料的逆转，开始和601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当宋文骢开完会回到611所并把会议情况做了通报之后，611全所振奋，611领导当即宣布集中全所一切力量，不惜代价的进一步完善方案，备战下一轮方案评审。 据下一次评审会只有短短3个月时间，而事实上611的10号方案还远没有601的10号方案完善，诸多设计还处于设想阶段。611的方案脱胎于之前下马的歼9，虽说歼9在研制过程中对鸭式布局进行了上万次吹风，但具体到歼10方案，如果要进一步完善，仍需要上万次吹风，短短三个月时间，对611所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但庆幸的是，位于西南的与611所同期建设起来的庞大风洞群，给611完善方案提供了基础，宋文骢来到位于绵阳安县的风洞基地，却发现基地的试验已经排满，而时间只有3个月，无奈之下，宋文骢和611领导找到基地领导开后门，一番软磨硬泡外加“威逼利诱”之后，基地领导最终同意611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夜车，尽量配合工作。 就在这3个月中，611集中了全所能够集中的所有资源，完善了提出的10号方案，最终拿出了4个备选方案： 一号方案：鸭式布局，腹部进气 二号方案：鸭式布局，两侧进气 三号方案：增加鸭翼面积，放宽静不稳定性 四号方案：作为保险，减小鸭翼面积，回归静稳定布局（注：在当时，我们还没有“鸭式布局”这个说法，准确的说应该是“无尾加前翼”布局。） 现在我们看到的歼十，可以说是一号和三号方案的结合体，但要说明的一点事，此时的10号方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歼10，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当时的歼10鸭翼，是有锯齿的，进气道也是类似F16的椭圆形固定进气道，鸭翼面积也更小，翼身融合度也更低···等等 1982年4月，第二次选型会，按期在北京召开，此时，宋文骢带领611所的人带上四套方案，再次参加会议。 相比611这次的有备而来，601的10号方案，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3个月时间里，601仅仅对歼13方案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并没有做太多的更改，依然是以歼13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类似F16的常规边条布局，对于611的静不稳定鸭翼方案能不能搞出来，601是很不以为然的。 这次选型会，基本是601和611之间的PK，洪都已经彻底沦为酱油男了，此次611的汇报队伍一共有20多人，而601的队伍依然庞大，有30多号人，各类资料也非常齐全。 接下来的5天会议中，601和611对各自的10号新歼方案进行了细致汇报，并且对发动机，雷达，飞控，武器等等子系统进行了讨论。 会议第一天，由601先汇报，601的汇报时间，从上一次的2小时，充实到了第二次的10几个小时… …但总体与第一次论证会时没有区别。 会议第二天，轮到611汇报，宋文骢为主汇报人，宋文骢详细汇报了鸭式布局的涡原理，气动特征，技战术指标等等方面，并提出有腹部和两侧进气两种不同方案；而针对当时对“静不稳定布局”风险过大的质疑，宋文骢也提出了四号方案作为保险，也就是减小鸭翼面积，回归静稳定布局，作为后路。还提出假如飞控方面进展顺利，则可以加大鸭翼面积，在一、二号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静不稳定度，这就是三号方案。 五天的会议结果是，在场的专家和军队一致倾向于成飞611的鸭翼方案，尤其是军方，态度更是一边倒，而在航空口，“部分专家”对成飞方案，尤其是成飞方案中静不稳定布局，表示风险过大，从而转为支持601的方案，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始终归于少数派。 虽然会议上表现出一致的倾向性，但由于依然存在不同意见，外加一些不便明说，大家都懂的因素，第二次会议依然没有确定最终方案，会议决定，两家回去之后继续完善方案，择机再次召开选型会议。 事实上，第二次选型会议结束后，结果其实已经揭晓了，此时的601自己都已经不抱希望，而是指望私下的活动，当然，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601和611两边，都没少私下活动，中国国情嘛，大家都懂的。 611汇报团队回到成都之后，全所上下自然更加振奋，由于军方和专家组已经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而且其他单位的参加会议的同志也私下对611方案表示赞同，所以611决定再接再厉，进一步继续完善方案。 而601那边，则已经心知肚明了，所以回去后也就没有再做太多的工作。 对于为何611的方案能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战胜本已被内定的601方案呢？本人认为有几点原因： 第一，611方案各方面确实优于601方案；新歼选型，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力争赶超F16，各家方案均以F16作为参考目标，气动布局也多参照F16（从三家方案都是腹部进气为主就知道了）。601方案脱胎于歼13，而歼13整体布局恰恰参考F16，可以说601方案是占得天时地利的，但601的保守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歼13整体没有采用静不稳定布局，电传飞控，翼身融合等三代机的设计理念。设计之初，歼13是作为替代歼6的格斗机存在的，空军最初对歼13的要求中，有一条是“突出中低空，跨音速区间机动性，雷达可有可无”，一句“雷达可有可无”，就决定了歼13在设计理念上对超视距空战重视不多，可以说这是落后时代的。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却达不到F16的水准，况且在雷达，发动机，导弹，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与F16的差距显而易见，可以说歼13即使能够在2年前服役，也完全不可能达到F16的水准，更妄论赶超了。新歼赶超F16的目标，601方案是不可能达成的，这是601落败的根本原因。 而反观611方案，大胆采用当时还属新鲜事物的鸭式布局，属于“三代半”比较先进的布局，更加大胆的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静不稳定布局，虽然招致风险过大的质疑，但毫无疑问，军队对这种更加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611还在研制歼9时，就将“拦射”概念，也就是超视距空战概念引入，在宋文骢的主持下，当时611对还属于新鲜事物的超视距空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不同距离和角度下的超视距空战建立了详尽的数学模型，而这些成果，也直接被10号方案所继承。在第一次那场仅仅15分钟的汇报中，宋文骢就很聪明的从歼13方案的缺陷下手，从“未来空战怎么打”切入，来汇报自己的方案，指出歼13方案诸多落后于时代的缺陷，最终得以翻盘，不能不说，宋文骢的空军地勤出身，对空战有实际的理解，比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们要强得多。 由此，军队选择风险虽大，但明显更有赶超F16希望的611方案，并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 第二，客观来讲，611具备601不具备的，对外合作的机会和成果。611和成飞一向在国内处于边缘地带，改革开放之后，被迫立足于对外合作和出口以求生存，从歼7M项目和英国马可尼公司合作开始，接触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要比601多得多，在歼10方案中，之所以敢大胆地提出静不稳定布局和先进火控系统的方案，客观是也是有对外合作作为保证的，事实上，611在后来歼10的设计中，和以色列，法国，俄罗斯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合作，歼10的全套航电和雷达，就是从以色列原装引进后加以国产化的产物，而在飞控，结构设计方面，以色列和法国也给予了重要的技术帮助，其中软件开发，人员培训甚至共同设计，都有。而反观601，则一门心思闭门造车，完全立足国内，整体方案必然保守，但此时的军队已经对国内航空业水准不抱任何幻想，由此抛弃601方案，也是情理之中的。 第三，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军队此时对601和沈飞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军队对航空业，尤其是沈飞601一直存在严重不满，601穷极10余年之力搞出来的歼8，根本不堪使用，毛病一大堆，更要命的是，601从来不积极解决问题，而是习惯性的把责任推给军队。当年80年代初歼8白刚刚装备部队，时任歼8第一团团长的就是现任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将军，歼8装备部队后陆续发现操纵性差，尾翼震颤的毛病，而总师顾诵芬则把责任坚决推给部队，称这是飞行员操作不当造成的，后来官司闹大了，马晓天差点被解职转业，逼得马晓天当着空军司令的面和顾诵芬拍桌子大骂，才让顾诵芬勉强承认歼8设计有缺陷.. ..空军对601这种态度，早已深恶痛绝。 而在1984年大阅兵中，歼8由于技术问题，没能参加阅兵，部队火气非常大，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说出“沈飞别搞其他的了，把歼8弄好就行了”这种话。在新歼选型中，军队已经很难再信任沈飞，转而扶持当时相对弱小但更有前途的成飞，也是必然之举。当时的军队和航空部，就有“要把成飞变成中国的达索”的说法，其中大力扶持之意，溢于言表。 虽然611方案事实上已经基本胜出，但这才是艰难道路的开始，歼10方案的激进，必然带来高风险，这一点上，航空口部分专家的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静不稳定布局和电传飞控，能不能搞下去没人知道。而601此时也对611能否把方案进行下去很不以为然，611承受的压力，丝毫没有因为竞标的胜出而有任何的减轻。 事实上，82年4月的选型会刚结束，航空部一位副部长就找到宋文骢，直截了当的问611对自己方案到底有没有把握。言下之意，就是你611必须给我摊牌，你是真心打算做出来，还只是在这里忽悠人。宋文骢当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一定能够搞出来！副部长这才放下心来。 除了航空口自己人的质疑，军队的态度也给611无形的压力，前面已经说过了，30多年惨不忍睹的经历，已经让空军对自己的航空工业不抱任何幻想，每一次吹牛放卫星和推卸责任的背后，就是空军进一步加深的失落和不信任，当然空军自身也有责任，但是本国航空工业的羸弱，确实大家都不得不认账的。当时的空军，已经很多次向中央提出要买幻影2000 ，空军在之前详细考察了幻影2000，对这种既能高空高速截击，又能中低空格斗，还能对地攻击的先进战机心仪不已。葛文墉将军还亲身试飞了幻影2000，得出的结论是，幻影2000 在高空高速性能上和歼8差不多，但航电雷达非常先进，中低空机动性好，假如对方飞行员不犯错，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双方的谈判一度接近成交，双方都非常有诚意，但是法国人在价格上的坚持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邓小平亲自出面，会见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希望法国能给个友情价，但密特朗没有给邓小平这个面子，法国人坚持6万美元的单价，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无异于天价，当时准备的所有采购资金，只够买24架空机，这还不算配套武器和配件，最终这笔交易没有成功，而中国则转投了美国，才有了后来的“和平典范”，而相信当沈飞开始“和平典范”计划的时候，看成飞的眼神，已然应该充满了某种傲慢的不屑··· 虽然幻影2000后来最终泡汤，但是对当时的宋文骢和航空部来说，这无异于军队对他们的表态——“你们搞不出，我就去找法国人买”，航空部副部长就坦率对宋文骢的说，空军很多次提出要买幻影2000，假如你的把握不大，就不要搞了，让空军去买幻影吧；而此时的宋文骢没有退路，他回答，空军要买是他们的事，我只管搞出来自己的方案。副部长问宋文骢最终方案出台还要多久？宋回答说2年，最终，副部长对宋文骢表示了支持，但要求宋文骢必须在一年时间内拿出最终方案！ 82年第二次选型会之后的整整1年内，宋文骢带着总体气动专业组的人始终忙着模型生产、风洞试验、数据处理、曲线绘制、结果分析、布局改进的循环中；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流谱观测试验。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都是这个阶段的完成的。 此外，在此期间，611在飞控，结构设计，航电设备方面和以色列、法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说到这里，就需要提一下以色列的LAVI“狮”式战机了，关于LAVI和歼10的关系，网上有很多流言，当然最终是莫衷一是，我只能说自己的观点，歼10和以色列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航电、雷达方面，歼10的雷达航电就是全套引进以色列产品之后国产化的，一部分结构设计以色列人有参与，飞控方面以色列有一些技术援助，但是必须明确一点，三代战机，飞控和气动是一体的，没有人能够把LAVI的飞控照搬到歼10上，事实上，LAVI的飞控核心是美国人写的，而且以色列人自己都没完成，歼10能抄什么？而在气动设计方面，LAVI本身就有严重的气动设计缺陷，近距耦合布局和10度后掠角的主翼设计，是的LAVI在高速飞行时又非常严重的姿态上仰问题，这也是LAVI最终被放弃的重要原因，这样一个半吊子方案，611根本看不上。以色列人对611的帮助，主要集中在雷达航电和PW1120发动机接口上（狮所用的PW1120发动机曾经是歼10的备选发动机之一） 其实，611飞控的入门老师，是法国人，达索和611在飞控方面的合作很早，可以说是611的启蒙老师，飞控方面，在国内，主要有三个技术流派，一是沈飞，师承毛子；二是西飞，师承英国；而第三个则是成飞，主要师承法国，在80年代航空业刚刚开放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我国航空业对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法国人的设计烙印一直保留到现在，不信的人可以看看歼10B和枭龙的垂尾电子舱，跟阵风的有多像。 在宋文骢带领611进行详尽方案设计的同时，国防工办也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了机载电子设备、武器火控系统、辅机成品、试飞测试等等详细问题，并在1983年3月明确了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惯性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其他机载设备系统和复合材料几方面进行先期论证的项目、要求、负责单位、参加单位、完成日期。新歼项目子系统的先期研究，开始全面展开… … 在1983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发动机选型会议，当时会议上有5种发动机备选，据说分别是：涡喷15、太行、通过燃机逆向测绘的F100、涡扇6改、TF41加力版，由于当时尚处中美蜜月期，有可能从美国买到发动机，所以在备选方案中，有TF41这样的“纯美国货”，但会议最终决定以涡喷15做为新歼的配套发动机，太行继续发展，做为未来的配套发动机（但事实却是，知道2011年的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见到配套太行的歼10装备部队···。） 新歼的配套发动机——涡喷15，是苏联P29涡喷发动机的仿制品，前面说过，中国在1979年通过秘密渠道用歼6从埃及换来了一架米格23MF，并对配用的P29涡喷发动机非常口水，于是立即上马开始仿制，两年后完成测绘，并开始进入仿制，涡喷15的指标很高，最大推力和后来的AL31FN一样，达到12.25吨。但是之后进入90年代，军队决定从俄罗斯引进AL31FN代替了涡喷15，由此涡喷15项目中止，据说当时已经试制出了一些部件，现在，这些部件正躺在某个角落，被岁月的尘埃所覆盖… … 新歼采用落后的涡喷发动机，可能是现在的人所不理解的，但是确实也反映出当时航空工业的无奈，涡扇6无疾而终，太行刚刚上马，还遥遥无期，即使在蜜月期，美国也不愿意出口军用大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而愿意给一些J79这样的涡喷发动机和TF41无加力涡扇发动机用于教练机，而唯一的引进成果是70年代从英国引进的“斯贝”发动机，但推力小，技术落后，也不堪使用。开历史倒车用回涡喷，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气得后来的空军副司令林虎将军破口大骂… …为后来一有机会就换发埋下了伏笔。 到1984年2月，航空部第三次召开新歼选型会，这一次国防科工委、空军、相关专家119名到会。结果没有任何悬念，611的鸭式布局方案获得一致好评，被确定为新歼方案。 84年5月，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新歼研制总体单位定点问题的批复，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 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场历经2年的大PK，在大大小小开了上百场会之后，终于尘埃落定，611最终笑到了最后。 随后的84年6月，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宋文骢作方案汇报，并和空军最后商定了新歼的重要指标，审查确定了新歼的初步设计，空军对新歼的指标，要求很高，要求在2年装备部队，总体要达到F16和米格29的水准，既要突出中低空跨音速格斗性能，还要兼顾高空高速截击性能，要具备较强的超视距空战能力，较大的航程，较为先进的航电，还要兼顾对地打击能力，总之，空军想得到的要求，都提出来了。 1986年1月，邓小平对新歼研制作了批示：“我认为建议很重要，近期花钱也不多，拟可同意”，随后，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批准新歼研制，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研制主体单位为成飞611所和132厂，项目代号10号工程！ 就此，歼10正式开始了它漫长而曲折的诞生历程！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必要帮大家理顺一下新歼方案的主要历程，让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脉络： 1982年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方案评审会，611当时仅4人与会，临时被通知汇报方案，之后宋文骢用15分钟，把原内定计划打乱。 1982 年4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新歼方案评审会，此时成飞有备而来，沈飞方案事实上已经落败。 1982年4月第二次选型会后，611所继续进行新歼方案的深入完善。 1983年3月开始，先期安排相关子系统开始论证和预研。 1983年9月，新歼发动机选型会召开，会议确定涡喷15为配套发动机，但太行继续发展。 1984年2 月，第三次选型会召开，611最终胜出。 1984 年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发文件，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 1984年6月，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和空军一起确定新歼指标，审查确定了新歼的初步设计。 1986年1月，邓小平对新歼作出肯定批复，之后，10号工程正式上马 。 1986年1月，10号工程正式上马之后，宋文骢就开始带领611团队开始了进一步设计，但首先，宋文骢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情，就是对当时的战机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具体说来，就是： 首先，建立设计师系统，系统分为3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产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 其次，建立经济负责制。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也就是说，成品不合格，就不给钱。 第三，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四，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可以看出，上述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当时航空科研体系的弊病所针对性提出来的。航空装备是极为复杂的大型装备，不仅仅设计到主设计所，更有下面无数配套子系统的研制单位，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虽说也有总设计师，但下面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和主机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大家平级，关系好的配合，关系不好的，眼皮一翻，你总师姓甚名谁？配套子系统成品研制不受总师掌握，极为随意，想怎么来怎么来，要搞新的子系统设备？可以啊，先把钱拿来再说，拿了钱再慢慢磨洋工，钱不够了打报告再要。相关产品性能不达标，不匹配，拖进度的现象层出不穷，主机所和分系统厂所又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结果往往就是扯皮，扯来扯去一直到型号完蛋了事。
8 @8 I1 L& R* ~2 O% m# B% ^! g | 
发表于 2013-8-24 15:24:25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