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人均财富也只是最贫穷国家的两倍,这个差距相当小,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瑞士和葡萄牙的差异。20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人均收入比例变为3:1,但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变为20:1或者30:1。最富有人群和最贫穷人群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 有必要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在当代世界,不平等不仅成为经济的特征,也很让人们感到困惑。如果最基本的原因是富有国家拥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如果贫穷国家模仿这些技术是很容易实现快速增长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这种迅猛的赶超还是不常有的。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如职能完善的法院,或者是能够合理征税并把资金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政府。
但答案或许就是技术。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一直在研究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或者别的国家兴起的原因。艾伦抛开文化和制度原因,转而着眼于经济激励。
比如说,当英国正在发展珍妮纺纱机的时候,英国的陶工们还在采用青铜器时代比较浪费的烧窑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建设极为先进的烧窑体系,这种窑能让热空气流通,使整个过程的能源效率实现最大化。哪一种文化更具创新性?在艾伦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偏离了方向。两国都在发展新技术,只是背后有着不同的经济激励。
在工业革命之初,英国劳动力比较昂贵,而以煤炭形式存在的能源却比较廉价。欧洲大陆与此稍有不同,中国和印度则正好相反:劳动力比较廉价,能源较贵。由于大英贸易帝国的成功,当时英国工资水平较高。中国的发明家们想方设法节约能源,英国的发明家们则千方百计要节约劳动力,因此在英国用蒸汽动力代替人力比较划算。
根据艾伦的计算,在1780年,即使一个法国企业家有机会学到组装珍妮纺纱机的简易方法,基本上也不具有生产价值。在印度,这么做绝对会亏损。但在英国,其年均回报率却接近40%。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英国在工程领域的超凡之处:不是因为别的国家无法发明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需要。
这是关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也为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困惑提供了答案,因为艾伦关于创新的观点指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高工资促使人们投资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投资意味着每一个工人都将能够操作性能更强大的设备,使产量提高。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往往也能提高工资。于是就有了进一步创新的动力。
在艾伦看来,就当时来说,中国和印度并不是许多世纪里未能发展起制造业的农业经济体;它们的制造业工资较低,英国高度自动化工业所带来的竞争扼制了它们国内工业的发展。那些能够与英国相抗衡的国家是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和保护新生工业的贸易关税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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