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大学校长似乎都颇为抢眼。典型者如“根叔”,在今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把4年来的国家、学校大事以及网络热词等融合在一起,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在“根叔”受到热捧的同时,还有一些校长正在为突破旧的教育体制、建立更符合教学规律的大学而努力,比如,曾经担任中科大校长达10年的朱清时。眼下,他正忙于在南方科技大学这样一张白纸上,谋划着“这一代大学校长的梦想”。 去年9月,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历时一年在全球海选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起初,朱清时并不想当这个校长。“当时投完票,所有的遴选委员都担心我不去。”朱清时介绍。当时,电子科技大学的老校长刘盛纲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告诉他:“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希望改革,条件始终都得不到满足。现在是唯一例外,答应把所有条件都给我们。”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的共同愿望。”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大学城启动校区的办公室里,64岁的朱清时就去行政化、缩小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距离等话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一下简称日报):很多大学教授纷纷竞聘行政岗位,而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追求学术卓越方面,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朱清时:原因就在于大学的行政化,谁的官大,谁就有资源,谁说了算。教授有知识有真理,但没有资源没有话语权就起不了作用,会被埋没。所以他们要把声音发出去,捷径就是当官,要有资源。 要改变学校的状况,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和人员都要进行精简。本来一个人一句话办的事,现在变成几十个人折腾很多天才能办好的事。把这些泡沫都精简掉,剩下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就很简单了。 日报:目前不少学者指出,大学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朱清时:这确实是中国高校这三十年的一个弊病。这二十多年间,大学行政机构层层设置,越垒越高。我1963年进中科大时只有六个系,后来搬迁下来(从北京到合肥)有13个系,现在25个系,7个学院。中科大还算是很精炼的,其他学校就不得了了。每个专业都变成系,每个系都变成学院,学院上面有学部,这个处那个处,这些行政机构把校长和教授隔得很远,校长也不能越过这些部门直接去找教授,因为那样这些部门也不高兴。 校长要忙于听各个部门汇报,也没有时间去见教授。原来一份工作现在变成几十份工作,原来一个人能干的事变成几十个人的事情。原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被变成很多人干很复杂的事情。结果,事情就变得泡沫化了,大家都在这个泡沫的表面浮来浮去。 真正的教育不光是课程教育,而是言传身教,尤其是做人、洞察力、想象力和兴趣都要靠言传身教。南科大就是想在若干方面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我们实行小规模的书院式管理,为的是让学生和教授乃至校长经常可以在一起。 日报:你曾在中科大担任校长10年,其间有没有面临扩招等方面的压力? 朱清时:1999年扩招的时候,我也受到很大压力,上级部门经常要求扩招,也不能不响应号召。所以,我们就扩招300人,等于是增加了20%的学生,但很快就发现教学资源很紧张,质量跟不上,就不扩招了。 这时来了第二波,即建新园区。当时很多学校扩招也遇到了我们的问题,但没有选择停下来,而采取了建新园区来解决。建新园区的钱都来自银行贷款。我们当时没有选择这条路,是冒了巨大风险的。 我们没有选择建新园区基于一个很朴素的考虑,即建了新园区,老师就会两边跑、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做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交流。我们宁愿维持教育的本来面目,坚守定位——小规模、高质量。不建新园区也够了,也就不用银行贷款。 质量还是学校的根本,如果大学培养出来都是中专生,那扩招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2008年9月卸任的时候,网上炒作一篇《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的文章,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反对者写的,他们坚决反对我不扩招、不贷款。 日报:你多次提出,去行政化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你看来,理想中的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模式? 朱清时:去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上级部门不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学校,上级部门靠立法、依法治校;二是校内管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学校里一切事情都是学术主导。学术指导,教授治校,行政人员执行。 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现在看来,国家已经在支持,全国高校都在考虑这个事情,尽管做起来很难。我估计,做好去行政化得有一两代人,得有一大批像南科大这样从白纸起步办成功的学校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