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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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工资开始加速上升。
传统社会里有一种二元特征：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非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不停地向非农业（如工业）转移。当劳动力转移至所余无几时，工业劳动力供不应求，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便会上升。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仍有1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至城市，但这数字与当前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用工难”的情况脗合。对此，我认为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有所缺陷。农村和城市人口按常用户口，即户籍人口作统计。但户籍在农村的人口是否真的在农村种地？显然不是。因此，人口统计有时不太准确。

另外，“农村剩下1 亿多劳动力”，但剩下的是怎样的劳动力？四年前我在政府工作时，曾调查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3,000 多条农村，发现农村的确是有一些劳动力，但当中妇女劳动力多在35 岁以上，男丁劳动力多在40-45 岁以上，这些劳动力可否转移到城市就业呢？按数量而论，农村好象还有部份劳动力可以转移，但若论年龄结构，这部份劳动力实难以转移。况且事隔四年，农村人口年龄增长，转移的可能性随之下降。由此可见，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大为转变。另外，现在一些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肯到劳动为主的企业工作，新一代80 后、90 后的农民不愿干脏的、累的、苦的、重的活儿，形成劳动力供应与产业结构矛盾的局面。

按照不少经济学家的理论和人口的数量分析，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好象还有5 至10 年。但从年龄结构来看，其实“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60 岁以上的乡村人口有1 亿多，而60 岁以下的乡村人口却越来越少。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并非十足贯彻，但农村生育力正在下降。因此可以判断，从现在至2015年，中国凭劳动力支撑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消失。今后五年新增劳动力仍多于退休劳动力，但再过五年，退休人口便会多于新增人口，故此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并不乐观。

上世纪50 年代，中国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当时出生的大量人口到改革开放时正值就业年龄。但改革开放30 年后，这批人口已届退休年龄，而他们的生育率较低，所以他们的后续劳动力正在减少。由于劳动力供应有所变化，从1999 年开始，中国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实际每年平均工资增长10%，企业工资成本迅速增加。从2004 至2009 年，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月薪翻了一翻。在这个人口背景下发生富士康事件、广东汽车罢工事件和全国加薪浪潮，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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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日本、韩国、香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情形。

日本约在1970 年突破“刘易斯拐点”，工资加速上升，其农村就业人口在总人口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农业在GDP 的比重亦然。在到达拐点后某段时期，工资增长速度会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结果日本经济从靠投资驱动转变为靠消费驱动。这样一来，日本经济结构比高速增长时期平衡，劳动力报酬在GDP 中的比重到达拐点后上升，而服务业消费也在70 年代快速上升，占GDP 中的比重不断扩大。这是由于服务业的附加值较高，且能容纳较高的工资成本。


韩国在80 年代，农业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农业产值在GDP 的比例不断缩小，其工资增长速度也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在各个产业中，食品、纺织工业开始转型，造船等重工业和金属制品等行业在GDP 的比例则上升。韩国与日本一样，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加平衡。

1950 年代，内地特别是上海、江苏、浙江大量纺织商迁来香港，纺织业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但当时香港只有400 万人口，使本地纺织业不久便无以为继，部份纺织商转移至台湾或其它地区，甚至非洲。80 年代香港还有“山寨”工厂，现时已经消失，原因正是劳动力短缺，也说明了香港曾有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急剧上升的情况。日本、韩国、香港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必须转移，当时正值内地改革开放，不少产业转移到内地，给予中国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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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工资成本上涨，最终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刚才的例子，可以发生在很多工业化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也提供了一个历史借鉴。英国经济学家艾伦讲过：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机器代替人手，但取决于两项前提：一是劳动力比较昂贵，节省的工资足以支付购买机器的费用；二是驱动机器的能源相对便宜，可以抑制使用机器的成本。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况。近年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尽管目前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体，但一些厂家开始考虑产业升级，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开始出现。工资上升在当前的中国最少有几点好处，一是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这些年来个人储蓄非常高，原因可能是人民收入越低，对未来不太放心，故存钱的欲望越高。工资提高促进消费，有助中国以消费推动整体经济。二是有利于平衡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

几年前，假如你家里的保姆想加工资，你大可明天换一个。但现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居民觉得请保姆不容易，只好加她的工资。北京一些小店服务员的人手也比较短缺，流动性很高，不断有更高的工资吸引他们，证明劳动力已供不应求。


最后说几点结论：一是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必然趋势，但政府、学界、舆论无需过多地、人为地推动工资超过经济需要更快增长，因为工资需取决于市场，由劳资双方决定。

其次，日本、韩国和香港在某段时间内，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劳动工资跟劳动生产力或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假以时日，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力会打平，填满这个差距。但若其后劳动工资增长继续高于劳动生产力增长，工资比工人的贡献还要多，老板便要把工厂关闭，最终不利就业。

第三，内地很多专家认为从2001 年至现在的十年间，劳动工资在GDP 的比例不断下降，并不合理。但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健全，居民需要储蓄养老，这些储蓄势必成为资本投入。而在整体GDP 中，若劳动工资比例越来越高，财产性的收入便会受挤压，靠投资回报养老的人便要蒙受损失，那么由谁来供养老人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适度放宽已实行了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未来中国也会如发达国家般劳动力短缺。其次是如一些发达国家般，适度推迟退休年龄。中国的劳动力虽多，但人口老化的速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快。2000 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7%，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绝对是老年化社会。再过几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便会达至14%，说明中国人口老年化已经非常严重。我认为以上两项措施是越早实行越好，因为当中国真正富裕起来，人民已不肯多生孩子，那时要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他们便要上街游行了。现在中国人愿意劳动，要他们干到65 岁，他们会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政府。再过10 年、20 年，如要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他们会说要到欧洲旅游，不愿意。此外，还要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型，这当然需要各种政策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