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东盟总量的38.22%。据统计,2018年,印度尼西亚的GDP为1.04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新加坡只有3641.57亿美元,从数据上看,印尼的GDP甚至比新加坡高出了3倍不止,可以说是东盟第一了。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总人口数中,只占了2.5%,然而却控制了印尼私有财产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华人以2.5%的人口,掌握印尼75%的经济。事实上,在2018年的印尼十大富豪排行榜中,其中就有7位是印尼籍的华人。
2019年10月,有着“印尼奥巴马”的佐科·维多多宣誓就职印度尼西亚总统,任期五年。
佐科第一任期,主打基建与营商环境;第二任期,则主攻制造。这是对准了印尼经济的症,下对了药。
为什么是制造,而不是其他?比如农业、矿业、建筑、服务业。
佐科·维多多
原因有两个。
一是经验上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200多年间,未经历制造业发达而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的,目前还没有。发展制造业,是必经之路,跨越不得的。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造了的经济体,比如英国,比如香港,都有过制造业的辉煌期。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帝国的底子,无论是坚船还是利炮,都是造出来的。香港现在是金融中心,但当年闯出“四小龙”名头的时候,靠的却是制造业。美国只是在2016年才被中国夺走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桂冠,但就实力而言,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韩国更是“制造立国”。小到荷兰、瑞士,切不可因其国土袖珍而小视其制造力。比如光刻机,是生产芯片的核心设备,单台售价可高达上亿美元。这样的设备,中国造不了,荷兰可以。至于瑞士,“表叔”们都知道,它可以将精密机器造到怎样的极致。
二是理论上的。经济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经济的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同等、均衡的。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制造业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末。所以,一国经济如希望增长,一个办法就是劳动力转移,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和制造业。最好(当然不现实)是所有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则劳动生产率最大化。所谓GDP,即劳动力(有多少人干活)乘以劳动生产率(每人“出多少活”)。在劳动力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劳动力转移(Structural Change),实现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相应地,经济增长最大化。所谓工业化,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农业人口大量向制造业转移,经济自然增长。
这只是制造业重要性的一个方面。
制造业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具有农业和一般服务业所不具备的一个“个性”:“人来疯”。它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是三个产业中最高的,这个生产率还会随着生产量的扩大而提高。制造业的订单越多,生产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是典型的规模效应、规模经济。就好像家里来的人越多,孩子越兴奋、人来疯一样,制造业接的订单越多、规模越大,它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能力越强,是“量来疯”。
农业和多数服务业并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一个理发师,一天最多理几十个头。他不会因为店外排长队,就可以多理出一倍的头。讲究的厨师,即使客人在外骂翻天,也只能按部就班地小炒,不能为了“效率”,把没炒熟的菜端上去。这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随订单数量的增加而有大的变化。
制造业的“量来疯”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爆发式增长的潜力,可以像滚雪球一样,“量”和“率”相互加强、相互促进,雪球越滚越大。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就是因为它让人类的生产能力短时间内爆发,增长了几百、几千倍,这种暴增,靠的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这种爆发力,在农业和多数服务业是不可复制的。农业和服务业的爆发式发展,只能依靠“加人手”,靠突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靠劳动力供给的爆发,而非制造业规模与效率相互强化下的爆发。
亚洲奇迹大体上印证了这一理论。亚洲奇迹的关键词,一是制造业,二是出口。出口导向,实质上是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大市场,而不是单靠本国小小的国内市场。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亚洲国家,本土市场远不足以支撑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如果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市场,制造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亚洲奇迹国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将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来自全世界的订单,与制造业的“量来疯”特征完美结合,造就了亚洲出口制造业的辉煌。
这才是亚洲奇迹的关键。制造业的爆发力,使其成为三大产业中当之无愧的增长龙头。所谓龙头,意味着是它带着别人跑,而不是别人带着它跑。
这个别人,就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服务”两字,再恰当不过的说明了它在经济中的从属和衍生地位。所谓从属,是指它从属于生产,即所谓生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商业服务;从属于生活,即所谓生活服务业,如理发、修脚、外卖。所谓衍生,是指追根溯源,无论是生产服务业、还是生活服务业,根子都在制造业。制造业发展了,创造了对生产服务业的需求和对生活服务业的需求,是服务业之本。没有制造业,就没有服务业,服务业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制造业,就是服务业的皮;服务业,只是制造业的毛。
有以“富人社区效应”为喻。制造业创造财富,财富产生需求,需求带动服务业。不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是制造业一马当先,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拉动服务业。注意:是经济拉动服务业,而不是服务业拉动经济。
经济的逻辑链条原来是这样的。按重要性和因果关系排列,先有制造业,才有经济;有了经济,才有服务业。如果不愿意“和稀泥”,就要承认,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且只是制造业,经济只是制造业的结果。而服务业,又只是经济的结果。
不要和稀泥,不要模糊全面,追根溯源,原来制造业是因,服务业是果。
一国制造业的潜力,取决于它能有多大的市场。原本封闭的国家,一旦对外开放,整个世界向它敞开,则“量来疯”的制造业爆发。但是,世界市场就那么大,供一国爆发式增长的空间总有饱和的一天。如果世界市场渐趋饱和,订单不可能总是爆发式地飘来,一国制造业“量来疯”的好时光也就到头了。制造业见顶,源于外围市场饱和、该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见顶。
见顶了怎么办?一个办法是调结构,原来是中低端制造见长,现在着手中高端制造业。这是中国目前的处境和出路。
制造业见顶,一指一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见顶,二指制造业就业比例见顶。后者更为关键,意味着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空间见顶(指比例,非绝对数量),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只能去服务业。
这不是什么好事。制造业是经济中的“优等产业”,劳动生产率本身就高,又有“量来疯”的本事。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制造业这样的优质产业,而被迫转移到服务业这样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二等产业”。学习简单算术的人都清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受到拖累,经济增长自然就受拖累,增速下降难以避免。
这种趋势,即使一国制造业成功调整结构、由中低端跃升中高端,也无逆转的可能。中高端制造业吸引就业人数的能力,远低于中低端制造业。转型成功,只能意味着更多的人不得不屈身服务业。制造业一旦见顶,再想重振“就业蓄水池”的辉煌,难于登天。
所以,一国制造业见顶,实属不得已。原本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转型,必将拖累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速必然放缓。这种转型,避之犹恐不及,怎么还可以作为口号主动趋附呢?
有学者在研究,在庞杂的服务业体系中,是否也有部门和行业具有“准制造业”的性质?亦即劳动生产率较高和“量来疯”的规模经济。这可以英国这样基本上什么都不制造的发达经济体为样本。应该是有的,而且不少。找出这样的服务行业和部门,重点发展之,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制造业见顶给经济带来的颓势。向这样的服务业转型,是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
印尼的道路由此明晰。首先是标定整个世界,作为印尼制造业的大市场,而不自甘于本国的小市场。印尼这个国家,是容易满足于本土市场的。因为这个市场其实不小,有2.6亿人口,而且年轻化、消费意愿强烈。印尼经济的“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依赖内需,而不像东亚经济体那样依赖外需。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所受冲击相对有限,经济表现优于多数国家。但如果因此而自满、自甘于本土市场提供的内需,则制造业无以起飞和爆发式增长。印尼发展制造业,必须将眼光转向外需,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大市场。出口导向,是亚洲前人走过的路。印尼是亚洲制造业的后来者,起步就比别国晚不少,现在更没有资本再走弯路,必须走要走前人验证过的成功之路。
方向是明确的,但前路多艰。制造业的后发者,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最主要的劣势有两个。一是制造业技术已今非昔比。同样的制造业,30年前需要100个工人,现在可能只需要10个。机器取代人,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不如前。印尼即使将制造业发展到前人的水平,所能吸纳的就业比例也会大大缩水。制造业不“制造工作”,是印尼制造业的挑战之一。
劣势之二,是强大竞争者林立,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世界市场和对中低端制成品的需求就那么多,大家都从一个碗里争食。相比于制造业的亚洲前辈们(如日本、韩国、中国),印尼作为后来者,想挤进去“争食”,难度确非昔比。
印尼的这种后发窘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避免。有学者发现,“制造业早衰”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谓早衰,是指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过早见顶。比如,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见顶的时候,占就业比重一般在30%左右。轮到中国见顶的时候,这个比重才不到20%。印尼现在的比重是14%。
还有个问题。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见顶的时候,人均收入已达到很高水平。轮到中国见顶的时候,人均才七千多美元。印尼现在的人均,才四千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早衰,就是这样的趋势:在“制造就业”的能力还很低、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制造业就“见顶”了。此后,剩余的劳动力只能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转移。后果有二:一是经济增速上不去;二是人均收入上不去。
印尼在苏哈托时期,制造业有过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八十年代起,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走对了路,经济得以保持7%以上的快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进程。新世纪至今,印尼经济平均增速只有5%。即使佐科这样的有为总统,矢志经济重现“7%”雄风,但五年过去了,经济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5”步。这其中的缘由,就只能用印尼制造业过早见顶来解释了。
也不是没有机会。印尼的机会有两个。一个从别国那里“争食”中低端制造业。印尼的优势,一是劳动力更为廉价和充裕;二是不受贸易争端影响。印尼各界并不讳言这一点,而其争食的目标,地球人都是知道的。
另一个机会则更难、更高远。印尼提出本国版工业4.0(Making Indonesia 4.0),有弯道超车之志,也要成功的条件。中国的经验表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年轻人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迅速、大规模应用的。先是生活,后是生产,这些新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是发展中国家超车的机会。
而且,正因为传统的基础设施(包括信用卡、帐户等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发达,才使得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有了施展的空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信用卡使用已极其普遍、便利,微信支付等我们津津乐道的无卡应用反而没有多少应用的机会。这里,落后反而成了机会;先进反而成了累赘。暗合了老子的话,落后者,先进之所倚;先进者,落后之所伏。
总之,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本,服务业只是末。有制造业,才有经济;有经济,才有服务业。经济的这一逻辑链条,不可倒转。
制造业“先发为王”。一百年前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发达,是占了先发的优势。发展中国家是制造业的后发者,面临后发劣势、后发窘境,容易陷入“制造业早衰”的陷阱。能够摆脱这一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者,屈指可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业早衰”陷阱。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人类对物质的需求总是有限的,对服务的需求却是无限的。你每月都要理发,却不会每个月都买汽车买房买手表。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经济增长取决于制造业,制造业的市场却是有限的,容易产生大家“从一个碗里抢食”的零合问题。
怎么办?还是要从无限需求的服务业想办法。如果服务业中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还能“量来疯”的“准制造业”细分行业多了,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就有望从制造业的有限“红海”,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无尽“蓝海”。源于制造业有限性的摩易争端也就变得不值一提。
只是,这无尽的蓝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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