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关于钱先生的“三个半说”，一语归综，即两广人跳出来，说：革命了！于是江浙出钱，湖南出人，闹将起来，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东人出来拟章程，就这么，天下由大乱而大治，三个半人便搞定了。
“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钱钟书先生的这番话可谓击中了湖南人的心扉，湖南人很是受用，在和外省人谈及自己的籍贯是如何牛逼时，此话也被每每称引，并顺带出“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之类的壮言，夯实洋溢在嘴巴上的自豪感。兄弟是湖南人，但性格内向，看到《湖南人为什么纵横中国》那样的标题，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当同志们问起自己的籍贯时，报声“湖南人”，仅此而已。倘若对方礼貌地夸我的出生地出名人多，我也只是友好地“哈哈”，决不会把钱钟书先生的话顺势搬出来，显露“登恒山而小天下”的睥睨，至于“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这样的话，兄弟是万不敢冒险说的，如果碰上一个有锋芒的人，说：哦，中国历史上最没落的一段，半部由湘人写就吗？那我就只有尴尬，然后讪讪了。
考据几段史料，查找几个名人，再引述几条评语，恐怕不只是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河南人都会突然很牛逼，都纵横中国，谁说不是呢？哈哈。何况，钱先生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在夸谁呢。事实上他在说一件事——在中国，但凡成就大事，需分四个阶段，要有四种能力，而这四种能力比较强烈地体现在两广人、江浙人、湖南人和山东人身上而已。具体哪四种能力，兄弟不揣浅陋，兹以“革命”的名义，试为诸公剖析之。带头搞事的能力，当推两广人。举几个直观的例子，洪秀全在广西起事，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领衔戊戌变法，中华民族适逢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几个广东人站在风口浪尖，把神州大地搞得风生水起，乾坤颠倒。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广东的南海边的渔村，点燃星星之火后燎原中国的。赌和冒险，广东人喜欢，这也是广东人喜欢跳出来的性格原因，当年张之洞主政两广，欲兴实业，苦无银子，颇踌躇。幕僚给他出主意：从广东人身上弄一文钱比登天难，但如果你告诉他们花一两银子可能博得一百两的彩头，你就不用担心银子来得不快了。于是一场全民性的赌博活动在政府的引导下冠以福利彩票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报导，当时广州万人空巷，百姓靡然从之。如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福利彩票大行其道，青胜于蓝，张南皮复起于地下，怕也要感慨万千哦。胜负彩双色球刮刮乐什么的，还是广东人买得多。其实广东人更喜欢玩大的——地下赌球，这个更刺激。广东背靠南洋，海信频传，得风气之先，是他们善于首倡的地缘优势。其实，两广地居南陲，五岭障之，原是落后地区，“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梁启超），盖因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可三千年河东，三千年河西，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衰败，西学东渐，那些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中山、康梁等，皆清一色老广了。
两广兄弟善挑头，但似乎欠缺后劲。看看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锐气正盛，美誉正隆，天时地利人和，无往而不利，若一鼓作气，直捣北京，全国可传檄而定矣。不料这两广兄弟和落第秀才洪教主，认为“北方沙漠寒苦”，直隶是“罪隶之省”，劳师袭远不值当，江南乃人间天堂，南京称六朝金粉。在这儿“舒服舒服得了”，如此不思进取，坐失良机，令读史者扼腕叹息。倒是那湘人曾国藩，屡败屡战，百折不弃，满足了洪教主“过把瘾就死”的愿望。
常怀赤子之心，但骨子里缺乏某种更深沉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可从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搞戊戌变法中咀嚼出些端倪？惭愧，朗月清风，太平时节，兄弟在此坐而论道，搞么子“小我”的孤评，信口臧否，苛责先贤，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可恶可恶。推动革命持续发展，需要江浙人。曾闻一句著名歌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在毛泽东思想诞生后是没得说的，但之前呢？靠什么？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除了人，我看靠的是“棉帛钱粮”！哈哈，谁说不靠呢，连淮海战役都说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嘛。革命的目的是 “棉帛钱粮”，革命的过程更需要“棉帛钱粮”。缺衣少食，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革命自然大打折扣。江浙，一言以蔽之，物阜民丰。 “煮海为盐，采山为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棉”， 这是左思的《吴都赋》说的。魏晋南北朝后，经济重心南移，从此江南之为国盛矣，隋唐以降，天下赋税，三分有其二。这么富，虽不靠而不可得也。事实上，历朝历代都这么靠着，一靠就是千把年，政府军靠他，农民起义也靠，保皇的靠，那革命的也靠，都是人，要吃喝，而且都想吃得好睡得好。这么富，我不靠你靠谁？何况，这里还比较好靠。陆机的《辨亡论》说这地方“其野沃，其财丰，其器利”，谈到这里的人，“其民练”！练者，练达、通透也，就是拍遍栏杆惯看秋月春风的样子。哈哈，也是，在这里，多少兴亡更迭唱罢，几多人间悲喜再现，江浙人都看腻了，说到底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哪路神仙，我都得罪不起，拿就拿点吧，别太过分啊，我自“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哈哈。当然，此“练”亦江浙人擅生产、能聚财之高度概括也。与天斗，与地斗，江浙人成就蜚声中外，响彻古今。两江总督曾国藩说 “人才如海，财货如山”，此之谓也。
这里说得江浙人好像无甚气节，颇近冯道。其实不然，这种通达的气质在极大的程度上保护了生产力，并真正实践着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而又遥不可得的传统文化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也为我华夏最多地保留了读书种子和经济人才，他们在革命阶段，或许少见“猝然一击”的魄力，缺乏“引刀逞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但和平建设时期，这里源源不断的智力输出，确是全国需要而他省羡慕的。将革命推向高潮，湖南人站了出来。陈独秀当年有一篇文章叫《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道：“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坚忍二字包含很多。
和平生息的年代，湖南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和读书人，或躬耕于田垄，或苦读在书院。沉默少言，然而在时局艰危时候，这些唯耕与读的湖南百姓会陡然血脉贲张，挺身而出。其爆发之强，坚持之韧，天下无出其右。太平天国死于湘军之手，天耶？人也！蔡元培先生说 “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也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我种我的三分地，莫惹我，搞急了，老子和你搞到底。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被逼急的湖南人撂出的狠话。所以也有人说：湖南这个地方叛徒少，暴徒多。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文中指出，湖南近代数十个大姓如向、舒、田、彭、杨等，皆出自汉代之后就见于记载的少数民族。同时代他的另一论文《湖南人由来考》，考证出湖南人来自天下，而“什九”（十分之九）来自江浙皖闽赣。因此，他认为“自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天下无出其右”得于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本省人与外省人融合，杂交优势也。哈哈，这个很有趣味，不禁想起湖南人袁隆平。不过鄙人看来，谭其骧先生的论著也为湖南人既守旧，又趋新，既老实巴交，又霸蛮无畏的矛盾性格提供了考据。
日本人对湖南人感兴趣，他们以为湖南人和日本人有相似的特质，有着相似的血型结构，都是以A型血为主。他们说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是中国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
日本人为什么对湖南人感兴趣？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22次大会战，其中就有6场大会战发生在湖南，日军在湖南吃了亏。在华北战场不可一世的冈村宁次进攻长沙失败，丢掉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继任的阿南惟畿中将是日本天皇的宠儿，在湖湘也是损兵折将，大吃苦头。湖南境内组织的6次会战，消耗了在华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湘西小城芷江为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湖南人A型血的多不多我没考查过，但A型血具有什么特点我百度了一下：Ａ型人好胜心强，具有强烈使命感。明知取胜无望也仍然继续坚持下去，决不肯中途放弃。Ａ型人将经受住痛苦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看作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侵华战争前，日本出了本《湖南省要览》的书，总结了湖南人的性格：“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迷信思想深，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狗日的说的还真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流氓无产者打天下，但打下江山后，“起朝仪”，订制度，就有赖于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当年的山大王要搞帝王政治，还不得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山东是士大夫之乡，高级知识分子成堆。所以，山东人是最理想的收拾残局的人，善后重建的工作归山东天经地义，因为这里是齐鲁大地、礼仪之邦、孔孟故里，他们擅长订章程。
毛主席说“我们不搞山头，但我们承认山头”。对于历史的态度咱也一样，不纠缠，但得承认。历史上山东人订制度搞稳定是有经验的。读过点历史的人知道 “王与马，共天下”一说，这“马”就是东晋的皇帝司马睿，而“王”即著名的王导，南渡的东晋新建不稳，靠王氏一族维护周全，朝廷一切典章祭祀、官制礼仪，悉付王氏。而王氏就是山东琅琊（临沂）的世家大族（包括书圣王羲之），牛逼全国，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唐朝刘豫裼著名的《乌衣巷》间接印证了王氏大族的地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叱咤风云的华丽家族，曾经翻云覆雨，掌握河山沉浮于挥手之间。而乌衣巷就是士族上流的聚居地，平常车水马龙，高干如云。这个“圈子”很排外，鄙视寒庶，甚至低门士族也不带搭理，而圈子内部门当户对，勾连紧密，后辈子孙形成势力强大的“太子党”。他们制定游戏规矩，把持官吏选拔，掌控朝政，颇有“礼乐征伐自圈子出”之意味。这拨高级知识分子是社会最稳定的力量，同时又是最腐朽没落的一群。所以，山东人并不是理想的革命者，相反，他们可能是革命的对象。所谓革命就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所谓“打过长江去”，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也，而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就是山东人规划和建制的，因此，在革命爆发后，山东人是恐惧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山东人的心路历程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由恐惧、观望、被裹挟到积极投入。我们回忆一下中学的历史课本，历朝的农民起义，前面的仗都打得差不多了，总有一批驻足良久的地主知识分子突然站了出来，他们散家财，兴义兵，汇入革命洪流。哈哈，这好像说的就是山东人，他们就像童话拔萝卜里的小老鼠，最后一使劲，把萝卜给拔了出来。
革命领袖对士大夫的感情很复杂，又恨又爱。恨他们反动、动摇、参加革命晚，投机意味浓。爱他们，是因为“进城以后”，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而且需要他们重新恢复曾被自己亲手毁掉的东西。于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无调侃地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哈哈，那就算半个好了。每种精神都有其时代背景，反叛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向上持久的力量。革命是因为改革遇到障碍不得已逼出来的，但多年来，革命主义成为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信仰，以至于制造革命。兄弟受党教育多年，革命熏陶日久，每遇思考，无论大小，辄被革命方向指引，还请改良或保守仁兄谅宥之。关于钱先生的“三个半说”，兄弟罗里巴唆一大堆，一语归综，即两广人跳出来，说：革命了！于是江浙出钱，湖南出人，闹将起来，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东人出来拟章程，就这么，天下由大乱而大治，三个半人便搞定了。你说是不是？如果把这三个半人比作人生的四个阶段的话，那么两广人就是叛逆的少年，湖南人是热血的青年，江浙人是成熟的中年，那半个山东人便是世故的老年了。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综观上文，以孔圣人之“三戒”验诸钱先生之“三个半”，其长其短，其优其劣，诸兄得无别有会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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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0 13: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