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之所至与跨界合作：高等研究院之“道”

扫街 · 发表于 2012-4-29 17:32:41

弗莱克斯纳毕业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大学非常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其创办者深受19世纪早期威廉·冯·洪堡特在柏林所开创的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之影响。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所言，这些德国大学的理念是学生应“具备研究和发现的能力”。
　　弗莱克斯纳早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当过教师，并在柏林和哈佛攻读过研究生，这些经历对他成为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者非常有益。他认为，美国原先那些追随英国模式创立的大学与宗教关系过于密切，遵循限制性的大纲，把学生培养成中小学教师、牧师、律师和医生，教育目标极为混乱。他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一书中褒扬德国大学对研究的高度重视，批评古老的英国大学对培养绅士的过度注重，并严厉指责美国大学孜孜于把本科的通识教育和研究生课程进行拙劣的拼合。
　　弗莱克斯纳发现，大学为了扩建寻求资金，不得不“像商业一样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当然损害了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大学被卷入市场，被迫服务于各种目标——当然，有些目标本身很合理——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须以放弃大学及其他学院的目标为代价”。
　　相反，弗莱克斯纳指出，学者和科学家的乐园之构筑须“在直接、简单、舒适、宁静（而非修道院式或隐修式）的氛围之中……不惧争论……研究中免遭任何压力，这些压力可能迫使学者倾向于赞同或反对特殊的解决问题之道……它应提供设施、宁静的工作环境，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基础性探索所必需的时间，学者们应享受完全的知识性自由，并免担行政性的职责和忧虑”。
　　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中，弗莱克斯纳表示，最具实用价值的知识之进步总是源自那些由对知识好奇心所推动的研究，而非目标所驱动的研究。
　　弗莱克斯纳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建校理念的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是“炫耀性消费”这一著名术语的发明者，1918年他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指出，“创立一个自由捐建的中心机构，各国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这里从事自己所选择的研究……”并且，“它应不仅仅是娱乐和逃避的场所……”
　　弗莱克斯纳正是把这种梦想变成现实的人。作为新学院的创始人，弗莱克斯纳着手创建“一个学者和学生的自由社会，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进步”，并从世界各地聘请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
普林斯顿所创建的高等研究院不久被世界各地争相效仿。1940年，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成立；195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1958年，巴黎创办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现今，世界各地拥有数以百计的“高等研究院”，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它们在结构或财政上的自主性程度、是否拥有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员、住宿设施等方面各具特色，但都受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初模式的启发。
　　1959年，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为了支持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而写信给法国政府时这样说道：“随着所有领域科学进步的规模、复杂性和忙碌性的不断加大，以及教育体系的发展……大学教授职位不再能让教授们静隐冥思，专注于艰苦卓绝的知识劳动，而这些曾是大学教授的特殊印记。现今，隐居之所（其实亦为前进之处）已然筑成。它具备各种功能，而对大学教授来说，最基本的就是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专注于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本身很好也很有必要，但学术界却普遍陷入了弗莱克斯纳所描述的“即时性的旋涡”之中。而且，自从奥本海默指出以来，现代大学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大学热衷于不断扩大规模，以致大学之道变得跟商业一样：“不扩张，则消亡。”然而，生物学的真理恰恰是：“成长，然则走向消亡。”而且，通常说来，膨胀得越快，消亡得也越快。
　　这种扩张自然需要更庞大的公共开支，并不可避免地要求政府及其他部门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对于公共基金的分配，必须确切了解其用处和用法，并且日后应该核实其是否确实按指定的方式使用以及有否达至预期目标。然而，这种要求对于真正基础性的研究十分不利：假使非要在着手之前说出你打算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完成，你就不太可能做真正原创性的研究。
　　这种对于学院发展和扩张的持续注重，使得大学院系这一产自19世纪教育改革的组织单元，日益成为学校权力结构的框架。大学院系同时亦成为学科带头人扩张或捍卫领土的辖区，人们对其的关注经常是竞争而非合作，尤其是同性质学科的同僚在大学委员会上为争夺资源最易发生竞争。
　　在这种情境下，高等研究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这里，学者可以从繁杂的教学事务、委员会工作以及行政职责中解脱出来，亦可免遭“缔造帝国”之喧嚣（大学的不断扩建类似帝国的扩张）的搅扰。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不以即时影响力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推动研究的求知欲是：发现和探索那些甚至无法预先构想的东西，而不是预设的确定目标。
弗莱克斯纳原初构想的一部分是，高等研究院的每个学院都应涉及多种领域，这些领域是一个典型大学的若干不同院系所应涵盖的。当代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让学习和研究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高等研究院正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在这里，你有机会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探讨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机会摆脱教学和行政事务，并拥有所需的空闲时光。当然，学院很少精心安排这种机会，偶然的相遇和交流通常比刻意的组织安排更为重要。大多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员与家人住在校园或者校园附近，而且大多在普通餐厅用餐。此外，在关系密切的毗邻小社区中（可作为学术村），还经常进行有组织的和偶然的社交活动及知识交流。
　　大多数高等研究院既具有广泛的国际关系，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界精英，亦与当地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此，很多一流大学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高等研究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大学争取最高国际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这也让一些教授从大学生活的重压下暂时得到缓解。英国大学的研究评审工作和德国的精英计划促使很多大学建立了所谓的“高等研究院”，但这种植入性学院可能很难长期顶住总校所要求的不断变化的压力，维持其独特的使命。
　　80多年来，高等研究院蓬勃发展的原因与弗莱克斯纳所述并无不同：它们让大学教授脱离现代大学的普遍压力，为他们提供机会以从事由好奇心所驱使的研究；在日益国际化的学术世界中，它们是国际性的；从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个人发展来说，是极为成功的。
　　最为重要的是，高等研究院模式激发了具有长远价值的新研究理念。无论高等研究院数量日益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若高等研究院模式没有过人之处，就不可能形成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
高等研究并不设定一定的目标和成果，在担任研究员期间，他们甚至也并不十分鼓励你多写或多发表；高等研究要生产什么东西呢？生产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像杨振宁先生说的，他们当年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的一些基本理念就是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产生出来的。但想法是在那儿产生的，不等同于他的成果是在那儿产生的。因此，高等研究鼓励学者进行研究、碰撞，而不那么注重短期的结果。
像现在这样每年报项目，一年、两年或三年交出成果，很难做出很有质量的研究。这种项目审批的方法鼓励大家急功近利，而且是用金钱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研究的方式，也不是诚实的方式。这是普遍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不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你就去说一两年做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管你说拿了多少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骗人的。现在学者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拼造这种无聊的项目设计。
20世纪，在很多领域当中，学者们谈论科技整合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就是因为很多学科的变化和新的成果都是在它的边际跟其他领域之间发生关联的时候忽然产生出来的，然后又回到自己的领域当中，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有大量这样的例子。高等研究的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也是因现代学术分科和大学体制的特点和弱点产生出来的，所以它的目的不是要给圆明园做一个方案，也不是要给谁做一个方案，而是注重基础性的理论研究。
由于现行的学术和教育体制往往带有急功近利的特点，高等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比如柏林高等研究院在它创立的过程中，也曾引起大量的争论。要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集中到那儿，提供他们研究的条件，这个成本是不低的；如果他们在担任研究员期间又没有立刻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引起争议就更是自然的。而且在当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都有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强调大众文化，反对精英文化。高等研究当然是精英文化，所以柏林高等研究院在它创立的前期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是，大概经历了五年到十年，这个批评基本上消失了。现在在欧洲学术界，说到这个高等研究院，大家都很尊重，因为研究院逐渐产生的成果显示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研究的许多的新的进展，即在一个长时段当中，它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由于高等研究院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者来到德国，其他的大学也可以邀请他们去讲学、参加学术讨论会或做其他交流，这样也就为其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了机会和活力。在这些活动中，这些研究员从当地学者的研究中汲取养分，同时也把他们在高等研究中经过碰撞而得来的想法传播到其他的机构之中，最终转化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hotvg · 发表于 2012-4-29 18:31:05

已阅！！！！！！！！

q284874509 · 发表于 2012-4-29 19:05:43

兄弟啊你牛

shootbomb1 · 发表于 2012-4-29 20:43:01

人才{:soso_e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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