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茅于轼与杨小凯
1982年2月，我还在读研究生。当时，首届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了。我所就读的西北大学是合办单位，我当时被任命为会议秘书，当时的所谓“秘书”，就是跑跑腿，复印材料，去车站接送学者。当时参会的学者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茅于轼教授，一个是杨小凯先生。
『我的学术导师：茅于轼』
茅于轼教授当时正在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他在特殊时期吃过苦，开过火车。他是工科出生，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他直接开始靠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资源是如何最优配置的，并推算出了择优分配理论，而这套理论恰恰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大会讲的就是择优分配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在之后的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争议。我理解，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茅于轼教授是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另一些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这次会议之后，我开始和茅老师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他非常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并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金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非常糟糕，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茅老师正在研究价格问题。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让我翻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缓慢，给了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
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让我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当时，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目前的中国，个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帮助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我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
『杨小凯教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第二个对我影响很深的人是，杨小凯教授。
认识小凯，也是在1982年的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印象很深。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业理论介绍给我，我组织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学到的。
当时，我从小凯教授那里学到的就是，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其中，亚当·斯密有两个重要理论：
1.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力。
2.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财富是怎么增加的？斯密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人单位生产时间生产出更多东西，而这个靠什么？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怎么来？就来自分工。小凯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研究分工是如何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该研究的主要成果被记录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中）
在杨小凯的理论模型中，分工的演进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市场规模。我们一般讲市场规模，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内需。市场规模跟收入有关，跟人口可能也有关，但首先必须是市场。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分工是怎么出现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间从没有分工变得有分工了？答案是依靠创新，那么创新是怎么来的？亚当·斯密讲的是不明确的，没有答案的。
那么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萨伊的书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
熊彼特认为市场和资产而是靠企业家发现的。比如我们现在微信，原来没有，他就是企业家发现的。所有的这两百年出现的市场，原来都不存在。所以，分工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比如软件，现在是很重要的产业，软件就是比尔·盖茨创造的。如果没有企业家，分工本身不会出现。
当时和小凯交流，小凯提出企业家的贡献不能直接定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为什么不能定价？因为企业家精神无法构建一个数学模型。市场上所有的人用金钱来投票，企业家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证明自己。
所以说，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市场中搏杀出来的，不是政府能任命，能安排的。
那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企业家的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点。
1.自由。人要有自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当时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怀特兄弟在想，怎么飞上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所以必须心灵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心灵不自由，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
2.预期稳定。企业家创新需要时间，没有一个创新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买，第二天早上就卖，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不能预期到未来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不会做创新的。
3.就是产权保护。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可能不会出现创新性的企业家，但是我相信会出现一批套利性的企业家。比如以前农村农民工社时期，头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买一点东西，第二天晚上卖了，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交易完成了。但是创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为不确定性非常大。
1982年，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学习，我思路就一下子就开阔了。我在之前读的基本都是MKS主义经济学，认识茅老认识杨小凯先生之后，我突然开了一扇窗。有了这扇窗我才看得更远看得更亮，并决定了，我以后所走的道路。
【转】
两位学者都提到了产权保护，这真的很重要 好文，需要经济学入门 茅于轼一直作为公知名头被知乎各种黑 http://appi.cmiw.cn/upload/2018-12-29/20181229145534_961776314.jpg 不知天则所是否还存在。 先马后看 知识产权是需要保护的，没有保护就没有创新，人家辛辛苦苦做的创新被别人一夜间仿制，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就没有人再做了 这个是个人自传？ 保证企业家出现的三个重要制度，貌似我们只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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