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最近，许小年教授一篇题为《让民营企业提振信心，不跑路，不移民的四大核心》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老师认为，只有保护私有产权、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解除市场管制和全面减税才能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振兴中国经济。这些观点，是许小年等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但之所以能再次疯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曾经的发展红利渐行渐远，再加上受中美贸易战、新的社保缴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民企倒闭潮正在涌现，而国有企业却在继续扩张，甚至爆出“毫无经验的80后、90后担任千亿资产国企高管”等新闻，经济活力不断被蚕食，这使得焦虑开始蔓延。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了吴小平的“私营经济离场论”，某部副部长的“民营企业应民主化管理”等声音，并引发了社会恐慌。短短数月后，舆论总算出现了转向，国家领导人表态要坚决支持民企发展，新华社的“自己人”社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焦虑，但问题要有根本性的改变，还需要落实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措施。
问题千丝万缕，许教授所提出的四大核心，可以大致可归结为“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和“制度改革”这三大关键问题。而围绕这些问题的市场化改革，学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就是杨小凯和张维迎。
『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逐步市场化』
许小年：国有企业没有创新，必须民营化
民营企业如果在创新上落后会有什么结果？市场会惩罚他，会淘汰他，民营企业创新是迫于市场的压力。民营企业只要一步慢了，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
而国有企业别说慢一步了，国有企业慢十步可能都不在乎，因为他不会被淘汰出局，因为国有企业出现问题政府会救他，所以，他根本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问题千丝万缕，许教授所提出的四大核心，可以大致可归结为“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和“制度改革”这三大关键问题。而围绕这些问题的市场化改革，学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就是杨小凯和张维迎。
『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逐步市场化』
许小年：国有企业没有创新，必须民营化
民营企业如果在创新上落后会有什么结果？市场会惩罚他，会淘汰他，民营企业创新是迫于市场的压力。民营企业只要一步慢了，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国有企业别说慢一步了，国有企业慢十步可能都不在乎，因为他不会被淘汰出局，因为国有企业出现问题政府会救他，所以，他根本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国有企业的高管，即使创新成功了他也发不了大财。为什么？因为央企的总裁每年的薪酬60万，而他们却管理着数以千计甚至上万亿的资产。换做任何人都要琢磨一下，这几千万的资产我该如何运作，为我自己谋利，而不会去考虑做技术创新。
张维迎：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并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控制权和分配利润的权利，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持续负责任地经营下去。当一个企业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历史上看，人类只有按照市场逻辑进行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只有市场逻辑才能够创造财富。
『废除产业政策』
张维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无法预测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
首先，产业决策是一场豪赌。它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其次，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补贴、融资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最终获益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寻租者。
最后，我认为“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许小年：产业政策是创新的大敌。
按照市值计算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理解互联网，没有进行有效管制，于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崛起了。
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政府扶持，管制的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跨。比如光伏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亏损严重，不得不破产清算。比如电动车行业，国家大力扶持，其结果就是企业和官员沆瀣一气，大量骗取国家补贴，以至于现在，我国的电动汽车技术照样落后。所以，创新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个自由、良好的环境。
『进行制度转型是根本出路』
许小年：唯有进行制度转型和法治才能给予企业家稳定的预期
在市场上，创新研发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积累，比如资金的投入、技术积累，长此以往，新技术才能产生突破。如果企业要在研发上做长期地投资，你必须保护他的产权。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稳定预期的支配下，长期投资才有可能。
中国的企业家都喜欢“短平快”项目，中国的企业家都不愿意投研发，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投资研发，需要十几年的积累，而在这几十年里，政策的变化太快了，今天出台一个文件要求保护产权，明天却又出台了一个与之前自相矛盾的文件，所有人都糊涂了，到底哪个是有效的？
所以，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是法治，因为只有法治是清晰的，他不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随意地更改，这样对产权的保护比政府的承诺更有效。
杨小凯：后发国家必须先进行制度转型，再模仿技术，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进行制度转型难。因为制度转型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
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长此以往，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整个国家会被拖入深渊。
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先进行制度转型，再模仿技术。
『从中日对比看制度转型的重要性』
杨小凯认为，历史上，晚清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就能充分说明制度转型的重要性。
晚清的洋务运动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它是在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于是，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最终，满清的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晚清电报局，只模仿技术，拒绝制度转型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却迥然不同，它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实行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获得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大力发展。最终，日本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90年代邓小平把朱镕基从上海调到中央进入政治局，临死前把朱叫到床前，抚摸着朱的头说：小朱啊，有没有什么手段以改革的名义把国有资产改到自己人手里，小朱大腿一拍就掀起了国企改革。此后，税收改革，社保改革，机构改革等反正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历史罪人。比如花300亿的行政成本收200亿的农业税。这也只有江，朱弱智能干出来，锦涛果断废除了。所以，中国的任何改革都不宜大跨步，最好不要改，中国是一改就乱，一乱就紧，一紧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改。从古至今无数次的重复。 中国还是停留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状况，政策也好，表态也罢。都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私有制公有制也是，今天可以说支持私有制，明天也可以说支持公有制。变数太大，今天你的还是你的，明天你的就不一定还是你的了。 LIUYASHAN 发表于 2018-11-7 11:50
90年代邓小平把朱镕基从上海调到中央进入政治局，临死前把朱叫到床前，抚摸着朱的头说：小朱啊，有没有什么 ...
你这思想太奇葩了....
改革是有镇痛的，朱的问题在于太激烈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刀切太蛮干直接导致的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也是那时候，促进了一大批企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发展，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江哥夯地基，拉萨虎韬光养晦，等到维尼上台，直接挺着腰板开始浪。
J10那时候首飞，985 211计划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各种工业都是基于那时候的政策的。反而因为影帝的4万亿，导致目前国内的消费依旧不足，通胀一直是重点。
晚清的洋务运动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它是在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跟现在的改革如出一辙，注定是失败的下场。已经掌握了国家命脉，能源，金融，交通，均堆，现在还想控制所有人的口袋，脑袋，太膨胀了吧？ 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要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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