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华为、联想、国美、海尔的成功模式与衰败必然——《竞底》连载
富士康、华为、联想、国美、海尔的成功模式与衰败必然在《竞底》出版一年之际，曾经如日中天的明星企业富士康惊现“十连跳”，引致舆论一片哗然，终于因为竞底，而触到了早已被《竞底》预言过的底线
富士康为何会出现“十连跳”，其老板郭台铭的“血尿逻辑”是根本的祸首。
什么是“血尿逻辑”，郭台铭常问下属：你还没有血尿吗？那说明你还不够辛苦！
只要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拧毛巾哲学”和“血尿逻辑”的本质，就是竞底：
推到底线，而不绷断，才是最佳状态
谁把这个状态发挥到极致，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获得最大的成功
不过，还可能是最后的成功
尽管竞底十分惨烈，但中国人的竞底脚步，一点也没有停留，竞底的强度也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还会有哪些企业，会因为竞底过度，触及底线而曝出丑闻呢？是那些巨型国企，还是某些明星民企？
未来，中国还会在哪些方面，会因为竞底过度，触及底线而出事呢？股市、拆迁、房价、医疗、就业、养老、通货膨胀……..
在读了《竞底》之后，也许您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企业、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可能那时就较易预测：哪里、何时会触及底线。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我们教不了人们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
————伽利略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有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战略选择！
竞底战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战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前来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已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的，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19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左右(人民币，下同)。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一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它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作者：月光之都 回复日期：2010-05-23 20:17:31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的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自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
李自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战略。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如果任正非也象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大约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大约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它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战略选择的问题！
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
这时日本人很可怜，也很活该。
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
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
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
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
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
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
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
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
美国 37,610美元 排第5位
日本34,510美元 排第6位
中国1,100美元 排109位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二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忽悠。
这是一种什么质量的经济腾飞啊？！
如果有人不认可这个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2003-2006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居世界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数据来自网站，此处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为人均GDP，因为2006年的中国GDP是26452亿美元）
假设这个数据不含水份的话，4年提升了3位！这还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年景！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GDP要再提升100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200年的光阴，因为靠竞底提升经济的速度，将越来越慢。
从2006至2008，不过短短的二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急剧恶化，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关门，单是香港的国企就巨亏上千亿。众多昔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企业家，面对成本上升，出口放缓，内需不振，均无计可施。
为什么会这样？竞底战略将告诉我们：竞底由于底线的限制，不可持续。
靠中国人传统的竞底战略，200年提升100名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继续我们的战略，中国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吗？
但不靠竞底战略，中国人还能有更好的战略吗？
能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正是拷问中国人智慧的大问题，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吗？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竞底呢？和打工妹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相比，让我们看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
2008年3月8日，财政部发言人自豪地公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增长32%，而同期GDP只增长11.4%。
人们不禁又提出了长期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
1994年，中国GDP近5万亿，财政收入5000亿，财政收入占GDP10%；
2007年，中国GDP24.6万亿，财政收入5.13万亿，占GDP近21%，比2006年剧增1.2万亿。这些收费中，不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不合理的乱收费。
对于民间的质疑，财政部发言人坚定地认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如果刨去GDP中约1/3的外资贡献份额，以及外资对财政收入的9千多亿贡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仅在2007年，中国人承担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含乱收费)就超过36%，其中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承担。
中国什么行业每年的利润，能平均增长36%以上？
在如此剧烈的竞底之下，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而即使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中国人并不满意他们所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教育、治安等等所有的公共服务。
日本在30年腾飞之后，非常关键的半导体产业超过了美国，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产业状况。据调查，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如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
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厂商，已由外商控股；
汽车行业90%的销售额，来自外国品牌；
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
只要假以时日，外资可能会把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行业（甚至大豆生产），统统收入囊中。
为什么会这样？
战略选择的误区所致。
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平安马明哲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6616.1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分配比较均等，0.3-0.4属于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关注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裸体”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裸体”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最后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象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象江西省付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裸体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是为了一味地把企业做大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企业家、员工的幸福感增加？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够她们吃最低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有一天，企业进入了某某500强，企业家却心力交瘁，员工却怨声载道，这算是成功吗？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政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有关战略管理的理论，前人在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但他们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而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规划、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修正、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由人制定，为人服务，因此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管制，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原创性不多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精工细作的质量，他们可能不如日本；比如何用低价竞争，他们一定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和问题？实施这些战略需要何种技术和技巧？
本书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推销《竞底》，效果不错，我立刻到《当当》上买了一本。谢谢楼主！ 这也是世界研究的一个课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逆向竞争’，并且有市场？
当然，我们现在自己是禁止讨论这类东西的，觉得有损华人尊严，
我们无数次闲聊这个东西，本来，一个东西，你进步一下，我进步一下，最终就进步了，但现在不是，你玩出一个东西来，人家以比你玩的次而自豪，你用10000块的家伙，人家跟你比用5000的家伙，还有比用2000的家伙，你为什么不正着比，百思不得其解，哈哈 “竞底”这个词，造得好。 我是先看到了蛤蟆大侠(即楼上某位的马甲)的文章，蛤蟆大侠说，国人喜欢砸自己饭碗，再看这篇文章，感觉“竞底”这个词形容国内行业现况非常贴切，竞底，不但毁了别人的饭碗，同时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 很深入的分析，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建议上传电子书，该加精。 本帖最后由 吟啸徐行 于 2010-5-27 22:18 编辑
竞底其实日本刚开始也搞过，只不过没有向中国这样长期和BT而言
其实日本和韩国模式也有很多弊端，就是大企业化，家族化，优点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
三菱算私人企业吗？“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F-2战斗机、89式步兵战车，“三菱”的军工产品每一款都赫赫有名
算国企吗？人家却控制在私人财阀手里
世界经济危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就是国家竞底的结果，
中国竞底干掉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了全球的资本家，全球贫富加大。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产生和国家利益一致的经济集团，没有提高民生。有的只是贪婪的上层和狡猾的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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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解，前几天美国要求中国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就是受不了中国的竞底啊